构建中国话语体系不仅要有中国特色，还要能与世界（尤其发达国家）形成可共通的态势和格局。作者觉得，可共通的中国话语体系，至少需具备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一是要符合我国提出的全球治理应遵循共商共建共享原则，能顺应我国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宗旨，即在追求本国利益时也兼顾他国合理关切，不追求对抗性；在谋求本国发展过程中能促进世界各国共同、和平发展。
二是应成为中国国际传播工作一个现实手段。可共通的中国话语体系应该要承认中国与世界各国，尤其是与美国和西方发达国家会产生不同的认知差异的现实情况，而不是封闭的心态开展国际传播，要摒弃偏见和成见，推动相互共通的国际传播和交流活动，通过一起努力，达成国与国直接的相互理解和信任。
三是要要随着我们国家社会发展和国际格局的变化进行动态调整。作为软实力的组成部分，一个可共通的中国话语体系不仅要能清晰阐述中国社会的现实场景，形成有高度的理论框架，更要能配合好中国社会发展和硬实力指标的动态变化，也意味着可共通的中国话语体系必然不是静态的和一成不变的。共通的中国话语体系只有具备适应这样的动态调整的能力，才能保持理论和实践的创新活力，为中国话语概念创新和理论提升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总体来说，只有建立起一个可共通的中国话语体系，才能更有效地去实现习提出的“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塑造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的目标。
新时代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质量的提升是全方位、多维度的，贯穿于教育发展全局和全过程。无论是学校教育，还是社会教育，都需要统筹规划，通过高水平的顶层设计，明确不同类型不同层次不同阶段的目标、内容与任务，实现教育结构层次分明，各层次间有序衔接，全方位构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系统。
学校教育是系统化教育，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应着力于教师、教材、教法改革，并基于丰富的教学资源，建设优质教学资源库。
最后，以先进的语言教学理论为指导，创造性运用现代科技成果，实现课堂教学方法和手段的革新。
秉承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理念，研制高水平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学习产品，建设智慧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学习资源平台。教育贯穿人的一生，智能时代的到来，改变了教育发展生态，终身学习理念日益深入人心。学习型社会必将给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带来深刻变革，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学习资源平台建设也将成为重要发展趋势。
乡村振兴示范项目有着以下四个主要特征，一是竞争性，示范项目通过公开竞争性的差额评比产生，一般都具有自主申报、材料审核、实地检查等过程；二是规范性，示范项目的评比标准、指标组成都是基于部门文件的评比通知，评比的标准和指标明确；三是周期性，示范项目评比周期一般为2-3年，长的有6年，短的为1年，且近年来有逐渐缩短的趋势；四是动态性，某地获评示范项目称号并非永久的，新的评选周期开始后，获评的示范点还需重新参与评选或接受复查，不合格者会被立刻“摘牌”。由此可见，示范项目评比既有“示范”的作用，又有“评比”的特征。
示范产生的必经过程便是“评比”，即通过动员式的评比才能优中选优，向全社会展示“示范”的内容。即“评比”是针对过程的描述，而“示范”则是针对结果状态的总结，这就形成了示范促进乡村振兴政策执行的两个路径基础。
在推动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道路上，示范项目这一来自于历史智慧的治理工具完全可以在新时代发扬光大，这正是中国人薪火相传，继往开来的生动写照。
新时代背景为土地制度改革赋予了新使命——秉持公平与效率并重发展目标，驱动乡村振兴。
土地产权制度创新：土地流转能够解放农村劳动生产力，激发土地财产价值，使一部分农户可以从事二三产业；同时扩大经营规模，加速农业现代化转型，以现代化生产方式促进土地集约节约利用，保障我国粮食安全；同时推动绿色农业产业发展，构建产业融合的多功能新型农业。
土地使用制度创新：合理利用土地资源，从全局统筹规划，平衡好经济与生态发展关系。生态文明建设是国家应对挑战、化危为机的重大战略部署，也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战略保障。
土地风险防范制度创新：消解土地流转过程中的金融风险、土地利用中的生态风险、土地管理中的法治风险，将其纳入常态化管理，是保障农地安全发展、实现乡村振兴伟大目标的坚强后盾。
土地增值收益制度创新：反哺于农，合理分配收益，增加农民生活幸福感。将农民权益保护贯穿于农村土地增值收益分配的全过程，让农民享有合适比例的农村土地增值收益，赋予农民平等参与农业现代化进程的权利，确保农民共同分享农业现代化成果，是大势所趋。
国家公园与自然保护区的管理目标相似，很多人弄不清二者的区别，总的来说，不同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首先，功能定位不同。根据2017年最新修订的《自然保护区条例》，自然保护区是指对有代表性的自然生态系统、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物种的天然集中分布区、有特殊意义的自然遗迹等保护对象所在的陆地、陆地水体或者海域，依法划出一定面积予以特殊保护和管理的区域。国家公园的首要功能是重要自然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完整性保护，同时兼具科研、教育、游憩等综合功能。这与自然保护区有很大区别。
其次，开放性不同。自然保护区强调对自然对象的绝对保护，实行封闭式管理。自然保护区分为核心区、缓冲区和实验区。核心区禁止任何人进入，缓冲区只允许科研人员进入，外围的实验区可有限度地向公众开放。国家公园则不同，实行开放式管理，允许公众入内参观游览。综观世界各国，所有国家公园都高度重视向公众充分开放，满足公众的游憩需求。
第三，代表性不同。设立自然保护区，是旨在保护那些有代表性的自然生态系统、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物种的天然集中分布区或有特殊意义的自然遗迹。国家公园更强调许多自然保护区通常没有的意义，即激发国民的民族自豪感和国家认同感，强化爱国主义精神。
第四，公益性不同。《总体方案》指出，我国国家公园建设和管理要坚持全民公益性。所谓全民公益性，就是强调国家公园的设立应该为全民带来好处和福祉，能够惠及全民。由于国家公园强调全民公益性，其建设和管理更容易得到当地居民和游客的支持。相较而言，自然保护区强调实现对保护对象的严格保护，对当地居民的生产和生活需要考虑较少。
今年全国高校毕业生人数将突破900万大关，再创历史新高。不少观察人士指出，现今大学生就业更加多元，灵活就业、柔性就业比例显著增加。
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蓬勃发展，大量新兴就业岗位被创造出来。可以预见，随着新技术革命在经济社会各领域的全面渗透，传统劳动力市场“正规化”步伐将放缓，颠覆传统雇佣关系的新工作模式将普遍存在，新就业方式将基于工作任务而非劳动关系。
大学生以灵活就业、柔性就业等方式参与劳动力市场将成为长期现象。在此，值得指出的是，大学生灵活就业并非形势所迫下的一种被动选择，而是基于自我价值实现的一种主动选择。当前，不少人可能存在一个认识误区，即认为大学生是因为就业难才不得不去从事灵活就业。客观来说，这种情况确实存在，但并非主要原因。每年毕业季临近，大量毕业生短期集中进入劳动力市场，势必带来就业压力，但这种压力会在毕业后一两年内被逐步消化。
大学生通过灵活就业、柔性就业等方式实现自我价值，对于劳动力市场和经济发展具有多方面的积极意义。一是有利于优化劳动力资源配置效率，提高劳动力市场灵活性，这也是我国劳动力市场发展成熟的表现。二是推动高质量的创新创业活动，具有更高人力资本的大学生以灵活就业等多种方式投身创新创业活动，将助力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深入实施。三是促进传统就业观念和思维方式的扭转，有助于引导全社会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为社会创造的实际价值而非就业方式，才应是评价人才的标准。
“七普”数据显示，我国人口受教育程度与2010年相比显著提升：具有大学文化程度的人口达到2.18亿人，每10万人中具有大学文化程度的人口由8930人上升为15467人，15岁及以上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由9.08年提高至9.91年。
另一个红利来自人口集聚效应。“七普”数据显示，我国新型城镇化进程稳步推进，城镇化建设取得了历史性成就。2020年我国居住在城镇的人口约9亿人，占比63.89%，与2010年相比增加2.36亿人，比重上升14.21个百分点。参照发达国家80%左右的城镇化率，未来我国还将有16%的人口进入城镇。劳动力从农业转移至城市工业或服务业不仅本身会带来生产效率的提高，更重要的是加强了人口的空间集聚，带来了集聚效应。人口集聚能够刺激消费，并且通过本地市场效应及其乘数效应，创造更多需求。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人口集聚实质是人口在城市这一空间单元的集中。因此集聚效应的红利实现离不开构建规模合理的城市系统。都市圈和城市群协同发展是可行的思路。以都市圈为经济增长极，带动周边城市的发展，而周边城市的发展，又能反哺中心都市。
一是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构建新发展格局，关键是要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使生产、分配、流通、消费更多依托于国内市场，形成国民经济良性循环。具体来看，要在提升供给体系对国内需求的适配性等方面切实发力，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使国内市场成为最终需求的主要来源，充分用好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
二是以科技自立自强补短板强弱项：科技实力直接关系到世界政治经济力量的变化，也决定着各国各民族的前途命运。当今世界，核心技术、高端科技就是现代的“国之利器”，谁能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下好科技创新“先手棋”，谁就能占领先机，赢得长远发展的巨大优势。我们需加大对大科学装置、科技创新中心等科技基础设施的建设力度。
三是全面深化改革增强内生动力：一方面，实现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能在全球范围内优化资源配置，进一步满足国内的生产和消费需求，使国内大循环更加通畅、质量更高。
另一方面，实现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能在国际合作与竞争中不断提升我国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率，持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不断提升我国在全球产业链价值链中的地位。
四是既要夯实既有优势，又要抓住机遇塑造新的优势。比如，我国在数字经济方面的发展优势明显。可以说，在一些新兴领域，我国与很多发达国家站在同一起跑线，并已经在一些具体方面取得了发展优势。下一阶段，同样需要我们用好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充分发挥海量数据和丰富应用场景优势，促进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进而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催生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壮大经济发展的新动能。
根据政府所承担的不同职责，风险保障可以分为基本保障和补充性保障两大类。前者旨在保障社会成员的基本生存、基本发展和基本尊严，即狭义的社会保障。它通常需要通过一定的法律程序确定下来，并由政府依据国家强制力组织实施。这类保障项目所承保的风险，往往是涉及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关乎社会和谐稳定与公平正义的基本风险，如贫困、疾病、失业、失能等。这种项目的保障水平不高，定位于“保基本”，而非充分保障。
但是，对于中等收入及以上的社会成员而言，仅仅依靠这些保障项目是不够的。他们希望有更高层次的风险保障，因而需要对其他风险作出管理计划，即对基本风险之外的其他风险和基本风险的非基本保障作出安排。这就需要由社会成员根据自身的情况自主决定、自愿参与并且完全自费，这就是补充性保障。显然，对于不同的社会成员，其补充性保障可以不同。
一般地说，基本保障属于政府的基本公共服务范畴，由政府及其所属事业单位直接提供，或者由政府主导、相关机构提供。而补充性保障则由各种企业或社会组织提供，可以是营利性的，也可以是非营利性的。前者如保险公司、金融机构等，后者如基层自治组织、行业协会等。我们通常所说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是指在基本保障基础之上，再加上补充性保障，从而构成一个完整的风险保障体系。
目前，在我们国家社会保障体系中，政府举办的基本保障项目属于第一层次，用人单位办理的项目为第二层次，社会成员个人自主自愿参与的为第三层次，这鲜明地体现了社会保障体系的多层次性。
学术职业压力是教师为适应学术工作环境变化而产生的持续性心理反应，常表现为焦虑、沮丧、生气、紧张、易怒等状态。适度的压力可以激发教师的工作积极性和学术创造性，但过度的压力则会威胁到教师的身心健康，还容易产生职业倦怠，影响教育质量。因此，应多措并举，有的放矢，缓解高校教师学术职业压力。
第一，从法律和法规上保障，是缓解学术职业压力的根本之策。一方面，要以教师法和教育法筑牢维护高校教师合法权益的制度篱笆。另一方面，要在法律和法规上确保高校教师的主体地位，把教师发展作为学校发展的重要事务。
第二，从考评制度上破局，是缓解学术职业压力的关键之举。首先，坚持分类评价。其次，要切实破除“偏向科研”的教师评价顽疾。
第三，从行政管理上转型，是缓解学术职业压力的有效手段。高校应当将教师的工作放在学校发展的重要位置，以服务理念为指导，建立科学合理的内部治理机制，促进学术工作和行政管理的有效沟通。同时，要打破行政部门间“各自为营”的局面，加强各部门间的信息共享与合作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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